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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文官们来说，皇帝手里有这么大的财富，却不受户部监督，心里很是不安，担心皇帝会乱花钱，因此但是有机会，他们都会想方设法的向内廷要钱---天下都是你朱家的，你不给钱谁给钱？
但对皇帝来说，内廷的上上下下，紫禁城的将近十万人口，都需要内廷库来支撑，吃穿住行，哪一样都得花钱。自从徐阶当首辅时，拒绝了嘉靖皇帝修建宫殿的要求后，文官集团将徐阶视为楷模，以后但是皇帝提出，修宫殿或者是提高待遇一类的要求，都会被他们拒绝，言官们更是长篇累牍的上疏劝诫，这逼得皇帝们不得不积攒私房钱，以免向户部伸手要钱时，再被打脸。神宗皇帝时，开征矿税，到各地方搜刮，虽然惹了不少民怨，令文官集团十分不满，不过却也积攒下了相当的积蓄，其后辽东战事的银子，有相当一部分都是出自内廷。
神宗皇帝时，内廷还有一些进项，但之后的光宗，天启到现在的崇祯帝，都是只出不进，内廷早已经空虚，周后在后宫织布，崇祯帝的袖子破了也都是补补缝缝，舍不得换新的。但他们省的太多，也抵不过内外战事和天灾人祸的消耗，崇祯十五年，是崇祯皇帝登基以来，最困难的一年，前两年的税赋全部都消耗在了松锦，松锦之战的失败也就意味着大明朝廷的投入血本无归，两年中积欠下的银子，全部压在了这一年要清偿，孙传庭到陕西练兵，也不过只能拿到六万两的银子，若非太子在年初的一番折冲，若非扬州查盐和几个勋贵抄家的罚银，加上古玩店，太子在京营练兵也是难有银子的。
内廷再困难，崇祯帝也没有伸手向户部要银子，因为他知道，户部的银库比他面前的桌子还干净，但这并不表示他心中没有怒意，每年应收的税收都是短缺，从内阁到户部都束手无策，无人能解圣忧，只知道在朝堂诉苦，今日又是如此，明明知道内廷无法承担每年两百万的京营军饷，但却做壁上观，甚至对太子指手画脚。
对臣子们不满，但对太子的提议，崇祯帝却也不敢直接赞同，原因两个字：祖制。盐税归外廷是祖制，除非朝臣们赞同，否则他不宜轻易表态。
因此，崇祯帝阴沉着默默不说话。
“殿下，据臣所知，长芦盐场一年的盐税不过十万两，河东盐场十六万两，两者相加一共只有二十六万两，但京营军饷的亏空有一百万两，这二十六万，能抵得上吗？”
言官的反对声中，终于有人提出了一个实质性的问题。
朱慈烺转头看，乃是兵部尚书冯元飚。
冯元飚今年六十多了，体弱多病，今年的早朝耗费了他太多的精力，因此说话都气喘吁吁了。
对冯元飚，朱慈烺是非常尊重的，明末的几个兵部尚书，除杨嗣昌之外，就属冯元飚了，只可惜任期太短，提出的建议又不能被崇祯帝采纳，以至于一事无成。但就个人见识来说，冯元飚在现在的满朝朝臣中，足可以排到前三位。
朱慈烺向冯元飚拱一下手：“是不够，不过朝廷财政困难，内廷和户部要共体时艰，学生不敢要的太多，户部支持一部分，剩下的还要请陛下从内廷筹集。”
一共需要一百万，户部只出二十六万，剩下的七十万却要内廷出，算起来，户部占了大便宜了。
“是惯例呢，还是权宜？”冯元飚问。
“权宜。”朱慈烺道：“但是国家过了这一段艰难，河东盐场和长芦盐场，都会还归户部。”
河东盐场在山西安邑县，长芦盐场在天津海河，两个盐场供应了京畿，辽西，保定，河北，山西，河南，陕西的一部分，北方人吃的基本都这两个地方的盐，但两者并不是大明最大的盐场，大明最大的盐场在两淮，供应全国百分之七十以上的食盐和盐税。
冯元飚点点头，再问：“两处盐场交与内廷，盐运司的官员是否要撤离呢？”
朱慈烺知道，冯元飚问到点子上了，或者说，殿中群臣都担心，一旦两处盐场交与内廷，内廷派出太监管理，两处盐场说不得就会乌烟瘴气，鸡飞蛋打---文官和宦官的矛盾和对立，贯穿了整个大明朝，最高峰当然是魏忠贤当政时的那一段时间，崇祯元年，魏忠贤倒台之后，文官和宦官的对立虽然有所缓解，但文官们依然对宫里的太监们保持极大的警惕和提防。
“不，仍用原来官员，只不过他们直接负责的上司不再是户部，而是内廷了。”朱慈烺回答的宛转，但冯元飚却已经知道，太子并没有用太监督办两处盐场的意思，于是不再问，向太子一拱手，退了回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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